在美洲，农业是在三个特定的地区兴起的。在墨西哥，玉米、豆类和西葫芦成为主要的作物，其时间约为距今5000年以前。沿着美国东部森林地带边缘，出现了一个产量稍低的农作物中心，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我们所熟悉的向日葵和葫芦科作物（gourds）开始被种植。大约距今至少5000年前左右，在南美地区，木薯、甜薯36等根茎作物在一些热带低地地区被人类培育成功。此外，大约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之间，在安第斯高原（Andean altiplano） ——即今天玻利维亚和秘鲁的高原地区，也形成了一个高产作物地带，其主要特征是马铃薯和奎藜的种植。居住在安第斯高原的人们还驯养了美洲驼、羊驼和豚鼠等动物。美洲驼可以用来驮运物品，但是这些动物没有一种可以产奶，也不能用于耕田翻地或拖拉、牵引。相反，在美洲地区，人的体力承担着所有的耕作劳动，除了在安第斯山区以外，物品运输主要是靠人肩驮背扛，间或有水上船只作为补充。
农业耕种
在美洲诸农业生产类型中，只有墨西哥的农耕技艺显示出了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大约3200年前，玉米、西葫芦和豆类等作物向北扩展，传播到今天美国的西南部地区，并在1000年前在东部林区开始取代原有的粮食作物。同样，大约早在5000多年前，玉米、西葫芦和豆类作物也传播到南美地区，但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这些作物生长得并不繁茂，马铃薯和奎藜等作物仍牢牢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尽管每英亩玉米和马铃薯所产生的热量几乎同水稻相当，并远远高于小麦和大麦，但美洲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一样，在对自然界中新能量来源的开发和寻求各种合作方面都落后于欧亚地区。欧亚地区幅员更为辽阔，具有数量更为众多的可加以驯养的物种，最为重要的是具有包容更多人口的各种交际活动网络。晚近数千年间，至少70％的人类居住在欧亚大陆地区，使得这一地区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拥挤，更具竞争性和互动性。所有这些要素都对这一地区在创新和变革方面的速度不断加快做出了贡献。结果，大约5000年前，在西南亚地区和中国，不同类型的村社农业支撑起了各种类型复杂专门以及社会分层化（即文明化）的社会和政体，它们成为这一创新过程的主要角色。但是，在继续讲述这一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就乡村对欧亚大陆、非洲和美洲各早期文明所起到的巩固作用做几点普遍性评论。
首先，常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使得各种过于沉重、不便移动，但却有益的人工制品更加快速地精制化。在温带地区气候下，利用各种植物和动物纤维制成的遮风避雨的居所和各种衣物，使人类生活的舒适性出现了确实的提高。蒸煮、烘烤和酿造等各种食物制作方法既为人类福利增添了内容，也加重了妇女的劳动。对于纺织来说，纺锤和织机成了必需之物；烘烤食物产生了对磨碾和烘炉的需求；渐渐地，随着对烟道和烟囱的巧妙设计，炉火温度提升到足以陶冶出各种生活物品，如盘子、杯子、储物罐和水壶以及其他各类器皿的程度。用来砍树的石斧，用以耕地的锄头和用来收割庄稼的镰刀等都为农民们的工具发明增添了新内容。劳动工具的增加以及人口数量和牲畜数量的增长，使得这些人类群体改变自然环境的速度较之以往更加迅速。
河姆渡文化
最为重要的是，农民们以一种或多或少的统一标准对自己所需的几种植物进行选择，从而取代了种类繁多的天然植物，一些杂草因不符合人类需求而被淘汰。由于集中牧养，各类家畜也在改变着大地的面貌；如此一来，农业和畜牧业一道加重了对自然的侵蚀程度。另外，人口数量增长所导致的对食物生产的需求，也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同热带地区相比，温带地区的疾病对人类的危害程度要小一些，农耕村社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要比以前更加快于狩猎群体人口的增长。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在特定地域中，当所有适宜耕作的土地皆被耕种或这些土地的地力已被消耗殆尽之时，农民们便会四处寻觅新的土地以供定居。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在8000年至6700年前，源自西南亚地区的农业耕作模式传遍了整个欧洲地区。那些迁入的移民们似乎首先对欧洲东部和中部地区由风吹形成的土壤和其他适宜耕种的土壤进行开发。而那些旧有的居民们则从这些新来者身上借鉴各种观念和技艺，从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将狩猎、采集同牧养、农耕结合为一体的生活方式。西南亚地区农耕模式向东方扩展的情形则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但是，考古学家们已经得知，种植小麦和大麦的农民们在大约8000年前到达了印度的西北部地区，并于此后的3500年，抵达中国北部地区，然而这些作物只是对中国北方原有的谷类作物起到了某种补充性的功用，并没有完全取代它们。考古学也展示出原产自墨西哥地区的玉米、西葫芦以及豆类作物是如何向美洲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展的，但是由于不同纬度地区白昼长度不同，玉米必须对自身基因加以调整，这种作物散布的进程变得十分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