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庭农场、美国小城镇建设、美国涉农法律……一直以来，美国在农业领域都是先进代表。学界也经常以美国相关农业农村政策为参照物来分析我国的政策，提出相关建议。这样做科学吗？在参照的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为此，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赵皖平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必然是全球发展“马首是瞻”的偶像，成为我国参照、学习、赶超的“当然目标”，农业领域也不例外。选择一个优秀的目标作为追赶和学习的榜样本身并无过错，但在农业领域里偏离中国实际国情、以盲目赶超美国作为科学和政治目标的做法存在诸多隐患。
赵皖平提出，中美农业有4个明显不同。一是中美的历史过往不同。美国是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新兴经济国家，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农耕文明国家。这一差异决定了中美两国农业的社会地位不同，在美国的产业格局中，一二三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89%、19.06%、80.05%，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却是7.9%、40.5%、51.6%（2017年数据）。在盲目的“美化”过程中，中国农业及农耕文化必然受到极大冲击。
二是中美农业资源禀赋不同。美国的“地大人少”与中国的“地少人多”形成强烈反差。美国166.9万平方公里耕地，3.4亿人口，人均耕地0.7公顷，人均水资源占有10800方；而中国150.4万平方公里耕地，13.8亿人口，人均耕地0.101公顷，人均水资源占有2300方。这一巨大差距，决定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模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能适应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
三是中美国情现状明显不同。美国农业对土地有私有制的规范，而我国的土地则是国家所有。美国农业人口约600万，占总人口不足2%；而中国乡村人口5.7661亿，占总人口的41.48%（2017年数据）。即便中国能发展到像美国一样“以2%的农业人口来养活全国人民”，其余98%的城镇人口所面临的就业、服务、社会稳定等问题也是暂时无法解决的。
四是中美农业出路不同。美国在农业、农产品、加工食品领域走的是“挣钱”的路，而我国目前走的是“花钱”的路。2018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收入额在1445亿美元左右，而同期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约为1371亿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而我国相反，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赵皖平认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农业模式和生产方式是“最佳的”形式。美国带领许多国家踏上“化学农业”之路，对其自身的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带来挑战，如耕地质量、环境、生态平衡、生产安全等方面。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还有意识形态、政体、法制体系、金融补贴等方面的差异），盲目照搬美国农业模式，将会把中国引入更大的发展困境。中国的农业巨轮，不可能如美国一般可以触礁后快速掉头，因此不能盲从。
为此，赵皖平提出建议：
一是淡化城镇化指令性指标，回归到按人类社会发展自身规律、稳步推进城乡人口配置的道路上来。城镇化率设计的核心内容是城市能容纳多少人，而不是农村能出来多少人。
二是在近期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中，以稳一产、促二产、压三产为考量。因为很多消费服务业自身创造的新增价值较少，更多是价值的转移和重新分配，不能促进全民实际财富的提升。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573.8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14.0%，说明我们是买多卖少。未来我国以二产（特别是具有“挣外面的钱”潜力的二产）的提升来拉动一产、三产的融合才比较符合国家现状。
三是重新审视我国农业的现状、未来需求、发展制约等内容，重新考量人口、资源、政策等方面的配置，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之需（美国或能扛住农业崩盘的危机，但中国不一定能扛住）。
四是扩大和保护耕地规模，整治近年来乱占耕地的情况。为了恢复耕地的“元气”，补上过去40年欠下的农业生态 “旧账”，建议预留休耕的土地规模，并将18亿亩耕地红线比例提高30%，设计为23亿亩。
五是坚决压缩“非主流”农业规模，如观赏、绿化、小众果蔬的种植，建议或是在适宜的非农区进行，或是采取离田工厂化种植的方式；控制休闲农业的发展规模（粮食安全都没充分保证的情况下不适宜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一个长期处在发展中的国家需要暂时弱化对“小资”的预期）。
六是减少“看起来很美”却与国家农业发展明显脱节的科学项目和资金的投入。他国的农业问题不一定也是中国农业的问题，他国的解决方案也不一定是我国的解决方案，那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都能服务于我国农业生产。应该大力提升针对我国实际问题、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成果水平，“中国式科研”出现的问题急需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