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布，文件既强调要“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又要求“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大战略中应该如何看待粮食进口呢？
先前我们一般笼统的强调要保障“粮食安全”，而在众多的粮食品类中，大豆显然已经无力确保，我国大豆年度进口量在9000万吨左右，按照单产300斤/亩计算，需要6亿亩土地，而2018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6亿亩。若全力确保大豆安全，谷物安全将无从谈起。
现实所迫，两害相权取其轻，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进一步明确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有限的耕地面积约束下，确保粮食安全不得不“有保有放”，“保”的显然是口粮，即一号文件中要求的“将稻谷、小麦作为必保品种”。
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口粮显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最高优先地位，即使在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新时代，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依然不能取消，一号文件的表述方式为“完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留了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框架，只是近两年不断下调最低收购价，以尽可能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在粮食安全战略中，“放”的显然是大豆和玉米，目前大豆已经放开，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80%；玉米则随着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后去库存速度的加快，近两年已经出现了“产需缺口”。
在部分粮食品种国内产需出现缺口的情况下，为满足国内高质量发展和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无疑要扩大进口，为此一号文件也有明确要求，即“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
那么“放”是不是就意味着一放了之呢？显然不是。
第一，必须解决“放”多少的问题，即进口规模问题，这在一号文件中也有明确要求，即“科学确定国内重要农产品保障水平”，显然不能无限量无约束的随意进口，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
第二，必须解决进口渠道的问题，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还包括渠道安全，通俗讲不能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单纯从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进口，容易被“卡脖子”，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加征美国大豆进口关税，导致国内大豆价格迅速上涨，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进口渠道相对单一的风险，因此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必须“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
第三，必须解决国内产业保护问题，人多地少决定了我国粮食的小规模经营模式，与新大陆国家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相比，显然没有成本优势，任由国外农产品进口冲击将势必导致国内粮食产业的衰败，因此“国门打开”与“国内保护”必须同步实施。
对于大豆产业，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大豆振兴战略，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对于玉米产业，在近三年连续大幅调减后，文件要求是“稳定玉米生产”；同时，对于国内产需存在缺口的两大粮食品种，文件对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补贴问题也进行了明确，要求“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意味着国家财政对玉米和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久之计。
我国是一个历史上经常发生粮食灾荒的国家，饿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也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情。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之后，国际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已成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趋势。
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也是为了腾出有限的土地确保口粮的绝对安全。实事求是地讲，目前我们已经无力确保所有农产品全部自给，即使一味的强求实现了完全自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将受到极大影响；既然不能回避，那就不如主动融入。
2019年一号文件体现了“粮食安全”与“粮食进口”更高层次相互融合的精神，同步推进“主动扩大进口”与“强化国内保护”，且“有保有放”，切实将粮食进口楔入了粮食安全的大框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