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下旬，几个与农业有关的高等级研究机构和学院密集挂牌成立颇引人注目，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业科学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等，均由高层次专家、学者领衔，目标皆与“国际一流的前沿农业研究和人才培养”有关。
见微知著。再联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明确提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指向何处，已经显而易见。
而实施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本开发”，离不开青年人才。
实际上，具有高学历的青年大学生参与农村建设的途径早已开启。2008年3月，中组部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正式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署开展了大学生村官工作。在中央“一村一个大学生”的号召下，各地选聘了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委派到农村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根据《2016 - 2017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的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已达102563人。
粗略统计，近年来各地累计已选聘近50万名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各级财政每年需要为这项政策支出数十亿元。而这项被称作“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对农村发展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媒体与学术界却争议不断：“大学生村官成功创业、带动村民致富、服务经济发展”的优秀事迹时常见诸媒体，“工作积极性不高、难以安心扎根基层、大学生村官不接地气”的批评也不鲜见。
而在一篇关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成就与反思”的论文中，研究者基于田野调查和定量研究后“遗憾”地表示，“并未发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这些方面发挥了作用：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和没有大学生村官的村子相比，其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民收入结构并没有显著区别。”这个结论实在出人意料。
曾在浙江金华某地担任村官的袁艺，倒是并不后悔自己两年多的村官经历，虽然事务性的工作占了他日常工作的很大比例。类似的情况也经常被其他大学生村官拿来“抱怨”：“村官就是打杂的，事情繁多琐碎到让人崩溃”，但他们认为大学生村官制度“还是比较成功的”，“大学生村官的岗位设置出发点是很好的，让学历较高的年轻人到基层去为农村百姓做点事……让农村领导班子在年轻人的影响下集思广益，开拓思路。”而已经在基层工作了19年、担任过镇长的老范则认为，村官可以大有作为，但前提是“人生目标不是挣钱”，“乡镇适合的是希望做点事，希望能通过自己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的人。”
无论是当村官还是当农民，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实干者。曾经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马瑞强，博士毕业后本来能在北京央企捧上“铁饭碗”，但是他执意辞职回乡带领村民种玉米。通过“合作社+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他的公司完成了上万亩的订单合同，带动1000多农户增收1000多万元，马瑞强本人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而类似的大学毕业回乡创业当农民的青年也屡见不鲜，比如媒体报道过的在珠海种地的人大硕士邹子龙、回乡创立现代化智能大棚的宫祥瑾、从上海回到安徽农村搞养殖的邢翠翠等。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毫无疑问，农村需要高学历的人才。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在中央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及使命面前，在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新一代的“大学生农民”将有可能更快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对“现代化农民”来讲，可能具有前所未有的实际意义和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