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连年聚焦三农问题，自从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三农”，几乎每一年都是各界关注的热点词，那么三农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农民真苦，让农民在很苦的环境下从事农业，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也应该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民的职责是种地，是在满足了自身需求的前提下，为社会生产安全的食物。但是，今天的农民被称为“农民工”，既当农民，又当工人，既负责在农村种地，又要到城市里的工厂做工，一个身份，两种职责。城市与经济的繁荣有农民工的汗水，13亿人吃饭更是农民的功劳。
据了解，以城镇为中心，其经济辐射力度决定三农问题的程度。距离城镇近一些的，村民可以就近到城镇就业，他们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工资可能不高，但可以照顾家庭，不需要在城镇再租房子，所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不太严重。距离城镇越远，外出务工的越多，原因就是村民们的经济生活受城镇辐射有限，城镇经济辐射力的递减效应随距离而减弱。在这些偏远乡下，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村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大量外出务工。另外，农家乐等乡村经济也多发生在城镇半小时经济圈里，出了这个经济圈搞农家乐，就很不容易，除非极有特色。我曾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距离县城4公里的村子搞过调查，发现有家庭仅种菜一项年收入就达数万元。
三农问题和人均资源拥有量也密切相关，这种资源主要是耕地、水面、山地等，其本质也是经济问题。一个地方，如果人均耕地多，这个地方外出务工的会少一些，因为头脑灵活的村民可以通过种地来增收。市场意识高、科技能力强的村民是乡村的坚守者，他们因为农业致富，并成为一方水土的种植养殖大户。这样的新农人在中国还不少，比如河北的安金磊，他通过数十年的自然农法实践，解决了农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解决了有机农产品的产量问题，平均亩产要比周边村民石油农业种出来的高出不少，成为享誉全国的有机农耕代言人。
乡村建设也好，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好，都需要考虑农民的主体性，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实现这一点，农村的主体经济——农业，必须考虑可持续、多元生产模式的试行和构建。政府在这方面要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更多的财政扶持，从而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奠定乡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实现农民与城市人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如医疗、教育、卫生和其他生活所需的公共设施和产品等。这应该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恢复村集体和乡村传统文化，发展农协组织，教育和培育农民的自觉意识，让他们成为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主体。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面的投入，乡村建设都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当下出现的三农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必然结果，是重工轻农的必然结果，这在其他国家也有出现。自农村取消农业税以来，工业反哺农业的大方向在我国得到确立，当前的乡村振兴计划就是这一 大方向的更高更长延伸，这是中央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总揽，是三农的幸事，更是民族的幸事。可以确定的是，通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一个个绿色、和谐、文明、发展的乡村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逆城市化的浪潮未来也一定会出现，农村会成为未来中国的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