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物联网和车联网一样，是2009年物联网概念被提出后，独成一个赛道的物联网应用领域。但是与车联网不同的是，车联网虽然也没有发展起来，却在资本市场上“混的”风生水起。而大部分农业物联网从业者，在2015年前基本都是靠政府补贴活着。2016年开始，政府取缔了关于农业物联网方面的资金扶持，一些企业便“趁机”退出了农业物联网行业。有句话叫“活久见”，可以用来形容联动原素过去七八年间在物联网领域的所见所闻。
当然，还是有些企业在坚守，比如专注农业物联网10年的安徽朗坤、2016年入行的云洋数据、浙江庆渔塘，以及2017年的兴普智能等等。
农业数字化的目标，不该定位成“顺应传统农业经济模式”
农业的信息化水平低下，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一次信息化浪潮到来后，农业其实被给予了比较大的希望。但事实上，农业物联网这10年的发展却是不温不火。几乎侵袭了所有信息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也甚少涉足农业物联网，或者说农业数字化领域。谈及背后原因，无非是“用户不愿意买单”，“市场规模小”等。这是否因为我们依旧带着传统眼光来看待农业呢？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业经营单位2,043,566个；规模农业经营户3,980,406个，农业经营户总数207,431,646个。除去规模经营农户，非商业化经营农户为203,451,240个。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小麦的收购价格在1.2元/斤左右，目前的小麦种植业正常亩产是800斤左右。假设一个有5亩地的农户，一个小麦季的收入是4800元。如果他采用了农业物联网设施和服务后，可增产20%，增加的收入也不足1000元，但是一套农业物联网设施和服务可远远不止1000元。如果农业数字化技术方案商，把客户定义为2亿个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的的农业经营户，那么几乎是没有市场的。
也就是说，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去顺应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农业，完全是“大材小用”。
服务商业化农业，优化农业结构，引导农业走向工业化经济模式，才是本旨
就以前面所提到的几家农业物联网企业为例。梳理这些企业的客户群体会发现，其主要客户为以公司化运营的农业经营单位，或者规模农业经营户。像云洋数据目前的主要客户就是大棚种植户；兴普智能的主要客户就是果树种植户；浙江庆渔塘的主要客户就是渔塘经营户；安徽朗坤的客户除了农业个体经营户外，还有一些农产品生产企业。
从这些企业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商业化的农业对数字化技术的需求更高。一方面，一个规模化经营户可能会有1000亩麦田，如果一个小麦季增产20%，他就有可能增加192,000元收入，即便他这个季度对农业物联网设施和服务的投入是10万元，也还是能够达到10%的收益增长。也就是说数字化对于规模化经营的农业来说，价值更大。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化经营和规模化经营的农业单位选择进行数字化升级。
另一方面，农产品商业化运营后，价值明显提升，也会促成更多公司化，或者商业化运营的农业单位出现。通过公开资料查询，截至2018年底我国农业企业总量超过334万家。其中1978年前仅有1388家；从1978年到1988年，增加了25472家，达到26860家；1989年是一个跨越，当年新增企业25575家，然后到2009年又是一个跨越，当年新增120312家。此后，2010年稍有回落，新增企业将近12万家。2011年后又开始猛增，特别是2012到2016这5年，增幅达30%。到2018年，当年新增农业企业已达435976家。总体来看，从2009到2018这10年间，新增农业企业达269万家，占农业企业总数的80%。这一比例整整高出制造业30%。
数字化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提升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效率，以及商品质量。因此，农业的数字化也是农业结构优化的过程。如果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农业单位，因采用数字化手段后，产品质量和产量大幅提升，势必压缩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农产品的市场份额，甚至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低下的农业经营者，无论是商业化经营者，还是非商业化经营者，以及条件低劣的农业生产资源，比如质量低劣的耕地、养殖水域、放牧草地等等被淘汰。
当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这种状况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内，大规模发生，必然造成上亿农户的生存危机。好在我们的农业改革是循序渐进的。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农业的全面工业化时代已然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