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樊胜根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日前，刚刚卸任的他当选美国最大的经济学会之一 ——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协会会士。现在，樊胜根已经就职于中国农业大学，他将带领团队继续利用数据与研究推动食物系统转型，有效应对中国和全球面临的各种挑战。
40年间，樊胜根一直从事食物政策研究。“我亲眼目睹了食物政策改革如何拯救生命，改善千百万人的生活。”樊胜根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他期待着一个没有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未来世界。
从营养不良的亲身经历出发
《中国科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食物政策研究有了最初的感触？
樊胜根：我第一次得知自己营养不良，是在15岁那年。上大学之前，新生必须出具健康证明，体检医生指出我患有夜盲症和贫血。那时，我并不懂什么是营养不良，因为我们全村几乎每个人都营养不良，对我来说这就是生活常态。
中国当时的政策无法满足国内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对食物和良好生计的需求。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村民一直都在与食物、居所和其他基本需求的匮乏作斗争。
1978年，我进入江苏农学院（后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这一年对我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从农业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一个充满新思想的世界正在不断启发着我。
《中国科学报》：您是如何进入国际食物政策领域工作的？
樊胜根：在中国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5年，当我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IFPRI才刚刚成立十年。尽管如此，它已经取得了大量开创性成果，其中很多成果成为我课堂上的必读内容。我清楚地认识到IFPRI的工作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而进入IFPRI工作渐渐成为我的梦想。
1995年，我正式进入IFPRI成为一名研究员。多年来，我先后担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以及发展战略与治理部门主任。2009年，我荣任IFPRI所长。我一直不断学习并探讨如何制定和实施惠及最多人的政策。
《中国科学报》：自您进入食物政策领域工作以来，全球农业食物政策形势是如何变化的？
樊胜根：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研究和政策侧重于提高主要谷类作物产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2000年，国际社会将注意力转向了涵盖面更广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到2015年实现世界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随着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的结束，注意力集中到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自2017年以来，反全球化与单边主义情绪高涨，对贸易、投资、移民、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过去数十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全球农业食物系统内部与外在的联系日益紧密，已逐渐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并与其他领域联系在一起。
从“2025协定”延伸新型合作
《中国科学报》：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对从事食物政策研究的人而言，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
樊胜根：在这一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必须立足全球和地方政策环境，制定有效的食物政策。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意味着单打独斗已经没有出路。
过去10年里，IFPRI扩大了在全球的办事处分布，侧重于依据当地的实际需求，来解答实地人员提出的政策问题。这成为IFPRI与当地政策制定者合作的有效方式。IFPRI的“2025协定”便是这种合作方式的延伸，其目标是最终在2025年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一倡议源于我与多家全球机构的对话，也源于我个人对解决饥饿问题的观察和经验。
《中国科学报》：那么，2025年真的能够消除饥饿吗？
樊胜根：借助最佳实践和坚定的政治意愿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并且食物和营养安全方面的发展可以为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大力支持。目前正顺利实施的“2025协定”已成为全球性知识中心，可为各国提供以证据为基础、以行动为导向的战略支持。
从食物系统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科学报》：错综复杂且相互联系的世界带给研究者怎样的启示？
樊胜根：必须从整个食物系统的角度全盘考虑问题，并且用这一思想指导政策研究工作。
仅仅研究生产还远远不够，例如，农民的生产系统对土地和水资源利用、气候、贫困、营养及其他条件均产生影响。而人们对食物、纤维和燃料的消耗同样对所有这些领域产生影响。我们需要超越传统食物系统思维方式，更多地投资于新研究领域。
食物系统观点有时存在权衡取舍，但我们希望尽量减少这些冲突，推动双赢与多赢的解决方案，不应当仅是发展高产农业系统，而是要发展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农业食物系统。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食物政策研究中的营养问题？
樊胜根：加强营养与提高产量同样重要，这一认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IFPRI的工作。显然，营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福祉。
在过去10年里，我们一直从多方面努力推进改善营养。IFPRI应当在拓展知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特别是在食物系统研究方面，以确保未来不再只关注主粮方面的研究，而是致力于建设健康、包容且可持续的食物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