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学》杂志连发3篇中国学者文章，呼吁对野生动植物的关注。文章指出，当前政策和法规中对“野生动物”的模糊定义导致执法混乱和漏洞。当前的法律保护稀有的、有益的，具有经济或科学价值的陆地和水生野生生物物种，但并未区分圈养和野生种群。野生种群与圈养种群之间无可区别的差异，为非法野外捕猎后混入养殖并流入市场提供了机会。
今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一律禁止食用没有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野生动物的法规政策，这将有效阻断病毒、细菌、微生物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传播途径，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奠定健康中国法制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对于尚未明确界定为普通畜禽或野生动物的物种造成巨大影响，比如茸鹿。
茸鹿包括梅花鹿、马鹿等，主要用途为生产鹿茸。我国茸鹿人工驯化、人工养殖历史悠久，近代人工养殖历史约有300年，已经成为农业农村重要的特色产业，2019年养殖梅花鹿平均纯收入1200元/只。茸鹿产品市场需求巨大。梅花鹿基因组研究发现，鹿茸快速生长与癌症调控通路高度相关，但鹿茸生长是可控的，这或许为未来攻克癌症提供了生物模型。
经过长期发展积累，茸鹿产业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受国外市场冲击、管理边界不清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茸鹿产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由2000年的90%跌至目前的10%。我国马鹿产业已被挤垮，种群数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能繁母鹿比重不足20%；而梅花鹿产业同样岌岌可危。我国茸鹿产业面临重大风险，形势非常严峻。
首先，家养野生种群并存，管理边界难以划分。虽然我国茸鹿人工养殖数量巨大，但是至今尚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没有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保护，由此人工饲养茸鹿似乎于法无据。
人工养殖和野生的茸鹿，从外观上区分难度较大，给行政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究竟是家养还是野生，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容易造成行政、司法边界不清，以致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林草局就茸鹿等动物是否进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多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没有家养鹿和野生鹿的明确茸鹿品种界定，既不利于人工养殖茸鹿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野生茸鹿的有力保护，左右为难、两败俱伤。
其次，种质资源保护不足，茸鹿种业安全堪忧。种用梅花鹿存栏数量持续减少，经DNA检测，“鹿王评比”中的纯种梅花鹿比例不到8%，我国未来将面临无纯种可用的难堪局面，发展态势令人担忧。
受产业低迷影响，我国茸鹿种质资源保护不力、投入不足，种质材料严重缺乏，大部分品种类型已濒危或极度濒危，茸鹿种间杂交严重、资源流失严重、品种退化严重，茸鹿种业安全危机四伏、令人担忧。
笔者建议，第一，明晰家养野生边界，切实做到分类管理。引入“家养鹿”概念，延伸出“家养梅花鹿、家养马鹿”等涵义，以区分作为野生动物的“野生鹿”以及“野生梅花鹿、野生马鹿”。
家养鹿和野生鹿要区别对待、分类施策，家养鹿尽快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进行保种育种和生产经营管理；野生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依法保护。
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严格区分家养和野生茸鹿种群。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特种动物遗传资源创新团队采用30X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进行聚类和SNP分析，可以有效区分家养鹿和野生鹿，为分类管理奠定技术支撑。
第二，实施遗传改良计划，确保茸鹿种业安全。尽快启动“全国茸鹿遗传改良计划”，组织茸鹿种源基地开展茸鹿良种登记，构建茸鹿信息系统数据库。
建立家养茸鹿纯种保种场，有序推动茸鹿种间杂交，提高良种化水平。以提升茸鹿品质和挖掘品种潜力为主攻方向，明确各品种选育方向，推进基因组选择平台，完善专门化品系培育路径，提高种源基地良种推广能力，扩展基层人工授精服务网络。推进“产、学、研、推”育种协作机制创新，整合产业资源，保证茸鹿种业安全，促进茸鹿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做好产业顶层设计，加大茸鹿扶持力度。抓紧制定《中国茸鹿产业发展规划》，理清发展思路，谋划产业布局，划定优势产区，保障种业安全，提升产品自给率，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基础。合理布局茸用鹿、肉用鹿、兼用鹿发展路线图。
第四，加大茸鹿遗传育种、健康养殖、产品加工、质量安全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尽快启动肉用鹿品种培育工程，通过杂交选育、基因组选择等方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肉用鹿专门品种或品系。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茸鹿从种源到产品的全程溯源体系，做到正向跟踪、反向溯源，把好国门关、严禁走私茸鹿产品，确保鹿茸食品安全和以鹿产品为基源的中药原料安全，推动茸鹿产业和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