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农业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必然成为弱势产业？亚当·斯密早就在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力的增进。[22]列宁就认为，在地理位置上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农业的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而工业不局限于地理位置就天然具有农业所没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优势，工商业劳动生产率就远高于农业，导致乡村人口不断向工业、城市聚集，从而形成工农城乡差别。[23]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不可逆转，这是城乡之间经济差异的历史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阶段性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秦晖认为，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些所谓的“乡村衰败”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24]即使是全面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农业已经成为资本高度集约化、技术高度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但效益与制造业、服务业相比是天渊之别。可以说，农业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要应对的共同命题；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特点。
如强大的美国农业因务农辛苦、收入低就存在“谁来种田”的问题。美国农业工人大多以墨西哥等国的非法移民为主（很多学者没有把美国的季节农民工人计入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受国内政策变化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家庭农场主的农民平均年龄接近60岁（日本是68岁，中国是55岁)，超过60％的农民年龄在55岁以上，65岁以上的人数是35岁以下的6倍。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称，目前的农民中有一半可能在未来10年内退休，农民断代的问题十分突出。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美国农民和牧场主老龄化加快，且大多数农民不希望让下一代继续务农。因为最大的问题是，60％的农民每年销售产品所得利润不足1万美元，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激励年轻人选择农业，农业几乎后继乏人。[25]
根据党国英的研究[26]，美国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而欧洲与日本的农场主收入构成也大体如此；在世界范围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来越集中于非农产业的兼业收入。根据陈立耀的《美国农业正在破产及原因》一文，截至2018年6月，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等美国中西部地区共有84家农场申请破产，是2014年同期的两倍，而且农场收入还会继续恶化，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种植区尤其突出，破产的趋势与数量还远未见顶。[27]因此，即使是美国也不敢不强力保护农业，因为国际无政府让谁都无法逃避粮食安全问题，当年杰弗逊就提出了“以农立国”[28]，因为任何时候吃饭问题永远是比财富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除了农业效益递减的定律外，还有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不平等，使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扭曲而未能体现农产品的真正价值。[29]在市场经济中，农产品的经济价值应当反映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及其上涨的幅度、技术和资金投入所取得社会平均利润及其通货膨胀的幅度等市场因素。[30]而从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水稻每斤价格只上涨了5分钱，而农业生产资料、劳动力价格、工业产品价格快速攀升了数十倍，粮食价格根本就未能反映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动态变化。[31]比如一只西瓜在日本的价格大约2000日元（18美元），在中国的价格只有10元人民币（1.5美元）。直到今天，中国的一瓶普通矿泉水可以卖到二元钱，而一斤稻谷的价格每斤不到一元钱，这就是明显违背了社会平均利润规则的价值扭曲。
同时，中国农民处于高度原子化状态，成为市场体系中最弱势的群体，即使农产品市场价格再高农民也不会受益，而如果农产品产量越高则价格就越低。毫无疑问，中国农业的利润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利润，农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却彻底打破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远离饥饿的恐惧。中国的粮食产量包括农产品总产量占据全球榜首，是荷兰的无数之倍，农业产值却比不上荷兰，只能是中国2.2亿农民没有荷兰22万农民收入高，说明中国2.2亿农民没有获得荷兰22万农民高收入的相应经济待遇，这是城乡二元体制下对农民最大的不公，也说明了中国农民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牺牲。因此，中国农民太伟大了，不仅是荷兰，就是日本、美国农民都决不可能做到如此，中国全社会都要感恩农民。[32]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