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以前，我们作为顾问在巴黎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项目《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国内政策的挑战》。20年过去了，发生了许多变化。
从农业方面来说，现在粮食和食物的供应量很充足。只要有钱什么商品都能买得到，有国内生产的食品，也有大量进口的食品；食品供应有大超市，也有京东等渠道的配送，以非常快捷的速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020年疫情期间，很多时候人们都在家里，不能出门的时候都由这些渠道的电商直接供应和配送，使我们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购物的便利化。
当然，农业和粮食领域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作为联合国粮食安全问题高级别专家组委员，我们这几年对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每年都发布一个报告，2020年我们发布了面向2030年的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报告，提到了粮食和食物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即饥饿人口和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不降反升、气候变化影响加大、自然资源退化加快、产后加工和储存设施缺乏、粮食安全治理较弱及碎片化等，为此，全球粮食和食物系统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
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以后，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很关注，近几年尤其是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后更加关注这个问题：怎样保证粮食供应、如何稳定粮食价格等（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2021年9月23日召开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UNFSS）广泛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以一种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生产更加安全、更多数量的食品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人口对这些食物的需求。
从国内层面看，农业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资源短缺带来的环境压力、农业生产的投入品过高、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对粮食和食物比较旺盛的需求、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空间受限等，为此，也需要我们改变生产方式，从过去高投入转向环境更友好的生产方式，比如绿色生产、有机生产、生产上投入品减量（减肥、减药），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关键性目标。
归纳起来，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的对外开放和农业贸易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在国际上，单边主义盛行；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也深刻改变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布局；国际市场、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强；在面对全球粮食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时，少数国家采取封锁及限制贸易的政策措施，使得世界市场和贸易严重受阻。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和出口国，但是也还存在产品出口竞争力弱、一些主要产品进口高度依赖少数国家、贸易逆差巨大等问题，尤其是在重要农产品的进口方面，我们的主导权和掌控权还比较弱。
我们与部分传统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关系复杂、经贸摩擦和冲突增加。比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了很长时间，也谈了很久，终于在2020年1月中旬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我们对澳大利亚的大麦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于2020年5月进行裁决征收80%多的“双反”关税。与加拿大也有一些不确定的变化因素。这都是我们在新发展格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需要考量的一些因素。
我国一些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2020年，农产品进出口额2468亿美元，其中进口1708亿美元，出口仅760亿美元，逆差高达948亿美元。粮食进口14262万吨，其中大豆进口1亿吨（进口金额占到1/4左右）；玉米进口1130万吨。肉类（包括杂碎）进口991万吨，增60.4%，其中猪肉进口439万吨，增108.3%。此外，我国还进口大量棉花、食用植物油、食糖、乳制品。2020年，农业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保供”，保粮食供应和生猪供应。2021年前8个月我国粮食进口11454万吨，比2020年同期增长34.8%。
在讨论中国入世20年以后怎样开放的问题时，我认为，应该是包含制度型开放在内的更高水平开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此，我们在贸易、对外开放等方面要有新思维、新战略、新做法。一是要牢牢掌控市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二是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市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三是科学、合理、合法地运用贸易手段来保护国家利益。四是统筹考虑投资、贸易及产品替代性。综合研判国内国际市场、进口和出口以及不同产品的替代性（如大麦、高粱替代玉米作为饲料等），研究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下，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推动投资和贸易有机联动，提前进行战略谋划和布局，构建更加稳健与高效的农业贸易和农业开放政策体系。
当然，我们所说的制度型开放，里面的含义和内容相当丰富，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制度的接受者。过去许多制度都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制定的，我们去遵守。随着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国际话语权的增加，影响力的扩大，我们就不能仅仅是一个制度的接受者了，要成为一个制度的设计者，规则的制定者、推动者，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
在农业和粮食领域有很多的规则（不仅仅是贸易），比如跟农业生产、投资相关的，有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准则、土地权属负责任的自愿准则，这些准则都是积极参与和磋商谈判得来的。
当然，在贸易领域也有许多制度和规则，比如WTO规则，许多国家和区域都在搞自贸协定或自贸区建设。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份自贸协定，其中以2022年1月1日起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为引人瞩目。自贸协定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货物贸易外，还有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影响是多维度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在协定或者规则出来之前，前期要做大量研究，需要学者和智库参与评估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具体影响，这是事前的。还有事后影响评估，就是说协定通过以后，若干年以后是什么情况，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都要经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比如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经过了十几年的谈判，对各个部门影响都有分析。所以，在规则和制度开放方面，如果我们进行事前的科学分析和事后的客观评价，就能够不断提升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水平。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粮食安全问题高级别专家组（HLPE）指导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