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在刷屏时，真正读懂了那个时代的农民？读懂了他们的无奈？
似乎有些没来由地，一篇平实朴素的文章《卖米》刷屏了朋友圈。
这篇写于15年前的作品，因近日《当代》杂志公众号重新推出，再次受到关注。其实，《卖米》2004年就获得了北京大学首届原创文学一等奖，但颁奖时作者张培祥已因白血病在一年前不幸离世。
《卖米》获奖的2004年，正是“底层文学”勃兴的年份。这篇小说，虽不被底层文学研究者提起，但它的力量并不弱于那些底层文学代表作。
是的，对它的批评是可以预见的，比如技巧上只是一篇习作，比如苦难堆积引起同情等等。对于这些指责都无需反驳，读者能感受到它素朴的力量。因为它属于别一世界。
我想，看罢这篇小说，大多数人的感受是感动，当年的编辑吴玄也被小说“文字的朴实和真诚”所感动。
小说“前面的话”中说 ：“这不是小说，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一点，不说，读者也能猜到，这样的小说，没有亲身经历，很难写出那么深厚又内敛的情感，也呈现不出乡村市场交易、农家生活等众多逼真细节。
在这些细节中，有两个细节，让读者难忘：一是米贩子开价一块零八一斤，母亲坚持一块一一斤，总共150斤米，相差也就三块钱；二是回去的路上，琼宝不慎颠出了一些米，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回家拿簸箕，为那几粒米，来回走七八里路也在所不惜。这些细节，再加上母亲卖米时的希冀与无奈，读后让人心酸。
小说并没有刻意堆积苦难，而是通过生活细节“四两拨千斤”，以卖米的杯水风波展现时代的冰山一角。这也是《卖米》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动层面的原因。
关于《卖米》，有评论指出“《卖米》的读后感不应该只是感动”。评论说“即使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读，似乎也感动不起来”。为什么感动不起来呢？因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其“高论”是：母亲卖米不成是因为“不肯通融”而错失交易良机，“母亲显然缺乏市场交易的基本常识，而只是一味认死理，缺乏随行就市的灵活性，最终自己的利益也没有实现”；
而父亲对米贩子盘剥农民的指责是“几千年落后的重农抑商思维”的表现。有人开出药方——农民如果要想摆脱贫困，与时俱进，就应该“摆脱旧观念，学会市场交易”，如此才能“驶上社会发展的车道”。
这背后的逻辑是：母亲卖米不成是因为不尊重价格波动的市场规律，是因“落后观念”致贫，不值同情；母亲一旦学会“随行就市”，“通融”地将米卖给米贩子，掌握了“市场交易”，就会走上正路，摆脱贫困？
可是，在“市场交易”的教训下，母亲最后不还是“通融”了吗？
第二天，她和琼宝将担着米走十多里路到乡里，以一块零五一斤的低价格将米卖给米贩子。然而，琼宝一家学会了“市场交易”之后富起来吗？看好了父亲的病了吗？事实上，乡村的市场交易存在了几千年，哪个农民不懂市场交易？
问题显然不在于“市场交易”，而在于米贱伤农。
回溯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大幕在农村拉开，农民很早就迈出了市场化的步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粮食大幅增产，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随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这段时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改革启动，农用工业品价格上扬，粮价下跌，对单个小农来说，包产的红利逐渐消耗。随后就是越来越凸显的“三农问题”。
2000年，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的一封信，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李昌平以自己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实际体会，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声音。
《卖米》作者张培祥在上中学、大学和读研这段时间（1991-2003），一定刻骨铭心地体验了什么是“三农问题”。
她出生的1979年，农村已开始“包产到户”，她去世的2003年，农业税即将被取消，新型农业合作社和解决农民看病问题的“新农合”也于不久之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改善了农村的面貌。但是，张培祥24年短暂的一生，可以说，大部分时间与中国农村发展最艰难的时期相重合。
《卖米》的写作正是那个时代的折射。一方面，农业税、提留款、统筹款等名目众多的税赋让农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单个小农面对市场，压力重重、风险重重。
单个小农是无法和米贩子议价的，后者有着资本和运输工具的天然优势。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米市完全是买方市场，“爱卖不卖”，米贩子给出一块零八的一斤的价格已是高看母亲一眼。但是《卖米》同时也提到，父亲未生病之前，挑米去城里卖，可以卖到一块五一斤。
同样是150斤米，如果进城去卖（代价是，得挑着米担走三十多里路），要比按一块零五一斤的价格多卖出68块钱。不过，进城的时间成本也很大，小农们折腾不起，他们不得不“随行就市”，低价卖给米贩子。
但是，如果农民们能组成一个合作社，借助“人多力量大”的威力，是可以联合起来和米贩子议价的，或者他们集资买一个三轮车之类的交通工具，进城去卖。这样，收益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这样的思维，只能是基于现有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逻辑。在当时的背景下，个体的农民即便有这样的意识，也缺乏实现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张培祥去世15年后的今天，乡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农民组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初步构建，农民种地不用担心卖难，还有补贴；农业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种地的辛苦程度有了很大的缓解；乡村旅游、乡村淘宝等多种思路拓宽了乡村发展的路子，农民收入来源愈加多元。这和国家实力增强后对农村的反哺有很大关系。
《卖米》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我们感慨，张培祥同学的英年早逝，无法见证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崭新气象；我们也庆幸，《卖米》中呈现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少；我们更要看到，农业弱质、农村落后、 农民弱势的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以及，从农村贫困家庭中，要走出一个北大学子越来越困难的现实。
振兴乡村，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这才应是，“《卖米》的读后感不应该只是感动”的真正内涵。
